纪录片《健康中国》文字稿丨第1集：问道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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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经过整理和修正的纪录片解说词，完全保留原文内容和风格，仅修正明显的OCR识别错误和格式问题：
这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英国人撰写的文章中，有一段描述中国人的文字："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在外国人眼中，清末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身体孱弱，近似于人们所说的鸦片烟鬼，就此成为"东亚病夫"——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贬称。
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战争、瘟疫、饥荒不时降临到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改良派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写道："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生病的是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从此，为了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屈辱落后、踏上民族复兴之路，让多灾多难的中国人走向健康幸福，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的历史华章。
广州，近代中国最早深度接触西方世界的城市。2015年，这座城市里的一家医院迎来了自己180岁的生日。这就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一所眼科医院，这就是今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和后来很多外国传教士一样，伯驾在中国创办医院的目的是通过行医传播宗教。
刊登于1840年4月《中国丛报》的这段文字，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西医病历，记载着一位疝气病人的病情。这张病历卡是由伯驾亲笔记录的。
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值得可以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没有来过，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伯驾为何会详细记录这个并不特殊的病例呢？因为这个他从未见过的病人就是前来广州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伯驾是一个美国医生，林则徐是钦差大臣，是一品大员。所以他（林则徐）在当时的情况下，碍于他的这种天朝礼仪，他只能通过像南海知事这样下级的官僚，或者像十三行的买办去跟这个伯驾接触。他身上又有自己的那种疝气，非常痛苦。所以他其实面临一个矛盾：怎么来维护这种天朝礼仪和自己的这种西方医学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这么一种实用性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也是西方医学传到中国来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埋伏了一个所谓的文化冲突。
得到有效治疗的林则徐当众称赞了伯驾和他的医院。伯驾获得了认可，并被林则徐聘为国际法和医疗顾问。然而伯驾的身份并没有阻止他的医院毁于鸦片战争的命运。
现代医学刚刚进入中国，它的发展就与政治和战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这所重建起来的医院更名为博济医院，并创办了博济医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府。
此时的世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已经被连接在了一起。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扩张到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到来了，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百年历史由此拉开大幕。
1860年以后，外国人开办的诊所和医院进入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89年就有61所。1900年以后的头20年，外国教会或团体医学事业迅猛发展。外国传教士、慈善团体、各类基金会在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多家医学院校。
他们（外国传教士）一方面办一些小诊所，也建了一些医院，然后为了达到满足这个诊所和医院的工作需要，也开始培养中国的学生。那么慢慢地，这样的教会的医学院、医学校在中国就多了起来。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些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他们最根本的一个目的还是传播基督教思想。
1886年的一天，时任博济医院院长的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街头偶遇了一位年轻人。这位英语流利的年轻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应邀进入博济医学堂学习。这位年轻人就是年仅20岁的孙中山。
一年以后，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后，孙中山以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的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开办医院和诊所。不论在哪里，孙中山每天上午都为平民百姓举办义诊。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使孙中山在很短的时间里声誉鹊起。
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孙中山）发现仅仅依靠医生的个人力量达到行医济世的这样一个目标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的思想也从医人向医国这个方向发生了转变。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正是在行医过程中，孙中山焕发了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思。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改革变法的建议。然而他的上书犹如石沉大海。最后一次呼喊的失败使孙中山最终和这个体制分道扬镳。
这年年底，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响亮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
正如古人所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意思是说，与治疗人体病痛的医生相比，能够医治国家弊病的医生才是最高明的医生。
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人民的健康几乎无从谈起。然而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在苦难时代为人民健康卫生事业做出卓越努力的时代先驱们。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有一处并不起眼的巴洛克风格的二层砖红色楼房。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伍连德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那场东北三省大鼠疫了。
在晚清的历史上，几乎每年都有瘟疫和灾荒发生。这是一部弥漫着死亡和绝望的编年史。1910年10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中国东北六万条生命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吞噬了。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从东北到河北、山东，每天的死亡人数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大厦将倾的清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应对这场特大瘟疫。危急时刻，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协办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赶赴疫区调查。很快他有了让世界为之震动的发现。
他（伍连德）知道是传染病，但什么传染病不知道。所以他靠他的聪明才智解剖了一例日本女尸，发现这是鼠疫，而且是肺鼠疫。那肺鼠疫那就是呼吸传染，是飞沫传染。怎么办？戴口罩、隔离、焚烧尸体、深埋。用这四个办法，很快就把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控制住了。
仅仅一个月后，哈尔滨死亡人数下降为零。抗击鼠疫的斗争历时七个月取得成功，伍连德迅速成为世界知名人物。
这场抗击鼠疫的斗争结束半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走进了历史。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内务部设立了卫生司——全国最高卫生行政领导机关，后改为警保司卫生科。1916年北洋政府恢复为卫生司。
1918年，伍连德担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曾经带领医务人员成功扑灭了多场鼠疫、霍乱疫情，并在东北、北京等地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和医学专门学校。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本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也创建了中华医学会。中国的海关检疫是在他的倡导下从洋人手里收了回来，长了中国人的骨气。北京人民医院是他创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也是他创建的。
然而在那个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年代，伍连德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状况。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一场灾荒席卷了中国北方。这场旱灾和瘟疫一直延续到1930年，超过1000万人失去生命。仅甘肃省就有近240万灾民死亡，其中60万人死于瘟疫。陕西省死于疫病和饥荒的高达300多万人。
在内蒙古考察灾情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现，在农村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因灾荒死去，但在灾区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居奇，利用灾荒大发横财。生灵涂炭和社会不公的残酷景象让斯诺意识到：没有一场彻底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无论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是让中国人摆脱瘟疫和饥荒的威胁，都看不到一点希望。
然而如何改造社会，并没有一条清晰的道路。人们在争论中进行着不同的尝试。
就在中国北方灾疫肆虐的时候，河北定县的乡间活跃着一群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此时的定县乡村出现许多新鲜事：儿童进入学校，村里第一次有了卫生所，贫苦农民看病可以不收挂号费，成立了合作社，推广优良棉花种子，成年人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在当时这些活动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备受国人关注。它的领导者是知名知识分子晏阳初和梁漱溟。
他们还在定县建了一个三级的健康保健网：在县级设了保健院，在区一级设了保健所，在村一级设了保健员。那么这个保健员他有一个药箱，药箱里边有十几种常用的药品，那么他可以对病人进行一些基本的医疗处治，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赤脚医生。
晏阳初和梁漱溟等知识精英发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保障当地的民众健康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些运动起到的更多是实验研究作用，根本无力加以推广。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立内政部卫生司，掌管全国卫生行政事务，后改为卫生署。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除了外国教会医院和一些社会团体开设的私立医院以外，省立医疗机构有52所，市立的有82所。农村卫生虽有开端，但星星点点不成体系。
这个十年其实对中国的卫生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它完成了中国卫生管理的建制化。（卫生署）的人但是他们这些主政大部分都是海归，都是海外回来的学子，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不是特别了解。另外就是他们可动员的这个资源也非常少。他们的服务对象包括能够惠及的都是城市的一些有产阶级，对于普罗大众其实是不大受惠的。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日军炸毁，他被迫离开中国，回到出生地马来亚开业行医。从此伍连德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他的名字和业绩被逐渐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战争就这样改变着人们的命运。这些医学泰斗和知识精英的努力不可能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也没有消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各种瘟疫。
人们经过长期的苦苦的探索之后，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仅靠医疗医学救国是不能成功的，靠科学和文化救国也是不能成功的。它必须在民族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这样一个基础上，要有一个党，伟大的党来领导他们，然后要有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的建立，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南方的广大农村，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福建长汀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将自己的医院整体迁往苏区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正式创立了中央红军医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医院。
这位教会医院的院长就是后来曾任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开国中将傅连暲。他放弃了每月400大洋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
在根据地遭遇严密封锁、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的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卫生事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那么中央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从部队，那么在中革军委设立了总卫生部；第二条线索是在内务部设立了卫生管理局，在省县都设立了卫生部，到基层就有什么卫生科，还有很广大的这个公共医疗所。它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苏区卫生管理的体系。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省长冈乡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强调："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4年3月，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先后颁布了有关传染病的预防条例，开展了以预防疾病为目的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在人民卫生事业诞生初期，就打下了立足实际、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鲜明印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并把它列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进行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医务人员的培养。
1939年4月，在延安边上的李家湾成立了延安中央医院，吸收了一批从内地投奔延安的医生，并自力更生培训医务人员。
1940年9月，在原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基础上组建并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人员，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写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这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界恪守的医德准则，直到今天还深刻影响着我们。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那个时期，中央就卫生工作已经在组织建设上初步地建立了这样一个从中央到军队到地方的卫生的体系。毛泽东和党中央首先提出了我们卫生工作的方针要"预防为主"。
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有这样一方净土，它是医务工作者心中的圣地，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这里长眠着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
一般人对白求恩的了解仅限于他伟大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殊不知他还热心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他一直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
早在家乡行医时，他就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提案，倡议政府承担民众的医疗费用，使社会更稳定。然而白求恩的努力在当时却被看成是一个荒唐的笑话，没有任何结果。
1938年3月，冒着日军的炮火，白求恩来到了延安。延安给白求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医院设备虽然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
几个月后，白求恩带着一批药品器械来到晋察冀边区。在他和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地第一所比较正规的医院——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建设完工。
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白求恩做了许多探索和革新。他发明了一种叫"毕普"的药膏，能控制感染避免伤口恶化。这是白求恩发明的医疗器械箱，一头驴子就能驮着走，里面能装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边区军民形象地称它为"卢沟桥"。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只待了两年时间，不足两年时间，但是他的这种高贵品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张名为《白求恩大夫》的纪实摄影作品是摄影家吴印咸在1939年10月拍摄的。它记录的这个瞬间曾经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照片中白求恩的手术台距离火线只有四公里。今天这幅冒着炮火拍摄的照片已经成为记录中国抗日战争的经典之作。
遗憾的是，白求恩并没有看到这幅传世之作。在一次手术中，白求恩左手中指被划破，最终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十多天后，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种精神颠扑不破，总有一种气质历久弥新。70多年来，白求恩精神一直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医疗卫生工作者，成为新中国卫生界医德医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早在80年前，白求恩对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近乎理想主义的憧憬与追求，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白求恩生平介绍中赫然写道："诺尔曼·白求恩博士设计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全民医疗服务体系。"
与白求恩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的是，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文中明确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这些思想为后来新中国逐步形成的"预防为主"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石。
这是所有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历史画面。新中国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执掌新中国航船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带领亿万中国人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告别病魔和饥荒，迎来中国健康事业光明灿烂的未来。
（注：以上文本已尽可能修正明显的OCR识别错误，完整保留了原文的叙述风格和专业术语。部分专有名词和特殊表述因原始文档质量问题可能存在少量不确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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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96年10月17日在上海发行的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英国人撰写的文章中，有一段描述中国人的文字："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在外国人眼中，清末的中国人吸食鸦片，身体孱弱，近似于人们所说的鸦片烟鬼，就此成为"东亚病夫"——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贬称。
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战争、瘟疫、饥荒不时降临到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改良派思想家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写道："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生病的是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从此，为了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屈辱落后、踏上民族复兴之路，让多灾多难的中国人走向健康幸福，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的历史华章。
广州，近代中国最早深度接触西方世界的城市。2015年，这座城市里的一家医院迎来了自己180岁的生日。这就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一所眼科医院，这就是今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和后来很多外国传教士一样，伯驾在中国创办医院的目的是通过行医传播宗教。
刊登于1840年4月《中国丛报》的这段文字，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西医病历，记载着一位疝气病人的病情。这张病历卡是由伯驾亲笔记录的。
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值得可以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没有来过，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伯驾为何会详细记录这个并不特殊的病例呢？因为这个他从未见过的病人就是前来广州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伯驾是一个美国医生，林则徐是钦差大臣，是一品大员。所以他（林则徐）在当时的情况下，碍于他的这种天朝礼仪，他只能通过像南海知事这样下级的官僚，或者像十三行的买办去跟这个伯驾接触。他身上又有自己的那种疝气，非常痛苦。所以他其实面临一个矛盾：怎么来维护这种天朝礼仪和自己的这种西方医学对自己解决问题的这么一种实用性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也是西方医学传到中国来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埋伏了一个所谓的文化冲突。
得到有效治疗的林则徐当众称赞了伯驾和他的医院。伯驾获得了认可，并被林则徐聘为国际法和医疗顾问。然而伯驾的身份并没有阻止他的医院毁于鸦片战争的命运。
现代医学刚刚进入中国，它的发展就与政治和战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后来这所重建起来的医院更名为博济医院，并创办了博济医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府。
此时的世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已经被连接在了一起。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扩张到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到来了，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百年历史由此拉开大幕。
1860年以后，外国人开办的诊所和医院进入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据统计，到1889年就有61所。1900年以后的头20年，外国教会或团体医学事业迅猛发展。外国传教士、慈善团体、各类基金会在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多家医学院校。
他们（外国传教士）一方面办一些小诊所，也建了一些医院，然后为了达到满足这个诊所和医院的工作需要，也开始培养中国的学生。那么慢慢地，这样的教会的医学院、医学校在中国就多了起来。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些最初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他们最根本的一个目的还是传播基督教思想。
1886年的一天，时任博济医院院长的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街头偶遇了一位年轻人。这位英语流利的年轻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应邀进入博济医学堂学习。这位年轻人就是年仅20岁的孙中山。
一年以后，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后，孙中山以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的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开办医院和诊所。不论在哪里，孙中山每天上午都为平民百姓举办义诊。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使孙中山在很短的时间里声誉鹊起。
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孙中山）发现仅仅依靠医生的个人力量达到行医济世的这样一个目标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的思想也从医人向医国这个方向发生了转变。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正是在行医过程中，孙中山焕发了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思。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改革变法的建议。然而他的上书犹如石沉大海。最后一次呼喊的失败使孙中山最终和这个体制分道扬镳。
这年年底，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响亮的奋斗目标："振兴中华！"
正如古人所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意思是说，与治疗人体病痛的医生相比，能够医治国家弊病的医生才是最高明的医生。
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人民的健康几乎无从谈起。然而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在苦难时代为人民健康卫生事业做出卓越努力的时代先驱们。
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有一处并不起眼的巴洛克风格的二层砖红色楼房。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伍连德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那场东北三省大鼠疫了。
在晚清的历史上，几乎每年都有瘟疫和灾荒发生。这是一部弥漫着死亡和绝望的编年史。1910年10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中国东北六万条生命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吞噬了。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从东北到河北、山东，每天的死亡人数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大厦将倾的清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应对这场特大瘟疫。危急时刻，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协办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赶赴疫区调查。很快他有了让世界为之震动的发现。
他（伍连德）知道是传染病，但什么传染病不知道。所以他靠他的聪明才智解剖了一例日本女尸，发现这是鼠疫，而且是肺鼠疫。那肺鼠疫那就是呼吸传染，是飞沫传染。怎么办？戴口罩、隔离、焚烧尸体、深埋。用这四个办法，很快就把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控制住了。
仅仅一个月后，哈尔滨死亡人数下降为零。抗击鼠疫的斗争历时七个月取得成功，伍连德迅速成为世界知名人物。
这场抗击鼠疫的斗争结束半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走进了历史。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内务部设立了卫生司——全国最高卫生行政领导机关，后改为警保司卫生科。1916年北洋政府恢复为卫生司。
1918年，伍连德担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曾经带领医务人员成功扑灭了多场鼠疫、霍乱疫情，并在东北、北京等地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和医学专门学校。
他创建了中国第一本医学杂志《中华医学杂志》，也创建了中华医学会。中国的海关检疫是在他的倡导下从洋人手里收了回来，长了中国人的骨气。北京人民医院是他创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也是他创建的。
然而在那个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年代，伍连德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状况。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一场灾荒席卷了中国北方。这场旱灾和瘟疫一直延续到1930年，超过1000万人失去生命。仅甘肃省就有近240万灾民死亡，其中60万人死于瘟疫。陕西省死于疫病和饥荒的高达300多万人。
在内蒙古考察灾情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现，在农村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因灾荒死去，但在灾区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居奇，利用灾荒大发横财。生灵涂炭和社会不公的残酷景象让斯诺意识到：没有一场彻底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无论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是让中国人摆脱瘟疫和饥荒的威胁，都看不到一点希望。
然而如何改造社会，并没有一条清晰的道路。人们在争论中进行着不同的尝试。
就在中国北方灾疫肆虐的时候，河北定县的乡间活跃着一群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此时的定县乡村出现许多新鲜事：儿童进入学校，村里第一次有了卫生所，贫苦农民看病可以不收挂号费，成立了合作社，推广优良棉花种子，成年人也有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在当时这些活动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备受国人关注。它的领导者是知名知识分子晏阳初和梁漱溟。
他们还在定县建了一个三级的健康保健网：在县级设了保健院，在区一级设了保健所，在村一级设了保健员。那么这个保健员他有一个药箱，药箱里边有十几种常用的药品，那么他可以对病人进行一些基本的医疗处治，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赤脚医生。
晏阳初和梁漱溟等知识精英发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保障当地的民众健康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些运动起到的更多是实验研究作用，根本无力加以推广。
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立内政部卫生司，掌管全国卫生行政事务，后改为卫生署。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除了外国教会医院和一些社会团体开设的私立医院以外，省立医疗机构有52所，市立的有82所。农村卫生虽有开端，但星星点点不成体系。
这个十年其实对中国的卫生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它完成了中国卫生管理的建制化。（卫生署）的人但是他们这些主政大部分都是海归，都是海外回来的学子，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不是特别了解。另外就是他们可动员的这个资源也非常少。他们的服务对象包括能够惠及的都是城市的一些有产阶级，对于普罗大众其实是不大受惠的。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日军炸毁，他被迫离开中国，回到出生地马来亚开业行医。从此伍连德逐渐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他的名字和业绩被逐渐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战争就这样改变着人们的命运。这些医学泰斗和知识精英的努力不可能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也没有消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各种瘟疫。
人们经过长期的苦苦的探索之后，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仅靠医疗医学救国是不能成功的，靠科学和文化救国也是不能成功的。它必须在民族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这样一个基础上，要有一个党，伟大的党来领导他们，然后要有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的建立，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南方的广大农村，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福建长汀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将自己的医院整体迁往苏区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正式创立了中央红军医院。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医院。
这位教会医院的院长就是后来曾任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开国中将傅连暲。他放弃了每月400大洋的优厚待遇，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
在根据地遭遇严密封锁、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的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卫生事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那么中央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从部队，那么在中革军委设立了总卫生部；第二条线索是在内务部设立了卫生管理局，在省县都设立了卫生部，到基层就有什么卫生科，还有很广大的这个公共医疗所。它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苏区卫生管理的体系。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省长冈乡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强调："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4年3月，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先后颁布了有关传染病的预防条例，开展了以预防疾病为目的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在人民卫生事业诞生初期，就打下了立足实际、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鲜明印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并把它列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进行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医务人员的培养。
1939年4月，在延安边上的李家湾成立了延安中央医院，吸收了一批从内地投奔延安的医生，并自力更生培训医务人员。
1940年9月，在原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基础上组建并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人员，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写下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这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界恪守的医德准则，直到今天还深刻影响着我们。
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那个时期，中央就卫生工作已经在组织建设上初步地建立了这样一个从中央到军队到地方的卫生的体系。毛泽东和党中央首先提出了我们卫生工作的方针要"预防为主"。
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有这样一方净土，它是医务工作者心中的圣地，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这里长眠着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
一般人对白求恩的了解仅限于他伟大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殊不知他还热心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他一直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
早在家乡行医时，他就向加拿大联邦政府提交提案，倡议政府承担民众的医疗费用，使社会更稳定。然而白求恩的努力在当时却被看成是一个荒唐的笑话，没有任何结果。
1938年3月，冒着日军的炮火，白求恩来到了延安。延安给白求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医院设备虽然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
几个月后，白求恩带着一批药品器械来到晋察冀边区。在他和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地第一所比较正规的医院——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建设完工。
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下，白求恩做了许多探索和革新。他发明了一种叫"毕普"的药膏，能控制感染避免伤口恶化。这是白求恩发明的医疗器械箱，一头驴子就能驮着走，里面能装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边区军民形象地称它为"卢沟桥"。
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只待了两年时间，不足两年时间，但是他的这种高贵品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张名为《白求恩大夫》的纪实摄影作品是摄影家吴印咸在1939年10月拍摄的。它记录的这个瞬间曾经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照片中白求恩的手术台距离火线只有四公里。今天这幅冒着炮火拍摄的照片已经成为记录中国抗日战争的经典之作。
遗憾的是，白求恩并没有看到这幅传世之作。在一次手术中，白求恩左手中指被划破，最终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十多天后，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种精神颠扑不破，总有一种气质历久弥新。70多年来，白求恩精神一直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医疗卫生工作者，成为新中国卫生界医德医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不仅如此，早在80年前，白求恩对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近乎理想主义的憧憬与追求，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白求恩生平介绍中赫然写道："诺尔曼·白求恩博士设计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全民医疗服务体系。"
与白求恩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的是，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文中明确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这些思想为后来新中国逐步形成的"预防为主"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石。
这是所有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历史画面。新中国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执掌新中国航船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带领亿万中国人劈波斩浪、勇往直前，告别病魔和饥荒，迎来中国健康事业光明灿烂的未来。
（注：以上文本已尽可能修正明显的OCR识别错误，完整保留了原文的叙述风格和专业术语。部分专有名词和特殊表述因原始文档质量问题可能存在少量不确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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