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先生杨振宁》解说词丨第1集：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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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1日，在安徽省合肥县城西大街，杨武之喜得长子，这个男孩就是杨振宁。杨振宁出生后仅10个月，父亲杨武之就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和研究数学。此后五年，杨振宁便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两人相依为命。母亲开始教杨振宁认字，4岁时，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就学了3000个字。
五年后，父亲杨武之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192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便随父母北上，搬进了清华园，居住在清华园西院东北角上的一个四合院里。杨振宁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八年童年时光。
杨振宁的学习也非常优秀，在清华园里小有名气，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展示出了超强的能力。杨武之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也常常吸引着杨振宁。“我也不知道他都看得懂看不懂，我觉得他这个本事非常大。”杨武之是一位颇有人文精神的教授，对于教育儿子很有心得。他很早就知道儿子的数学能力很强，但在杨振宁初中的两个暑假里，他却请了一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来教杨振宁学习历史知识和《孟子》。“所以我知道，我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各方面的。”
有一天，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的宇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吸引，回家竟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那时杨振宁12岁。杨武之听了这话也没放在心上，只当作少不知事的儿子年少轻狂的妄语罢了。
1935年，杨武之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之时，他越发觉得儿子振宁在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便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上亲笔写下了一句话：“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经湖南、广西一路南迁来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带着妻儿返回安徽老家避战的杨武之，也决定将全家迁到昆明去。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杨振宁在高二（16岁）的时候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
上了大学，父亲杨武之便开始给杨振宁介绍比较高层次的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让杨振宁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杨振宁在科学研究上的风格。“我想他天赋是有的，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很大。所以我爸爸就说振宁小时候是有些跟人家不一样，他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都有他那一套，而且还很坚持。”
1942年，杨振宁在王竹溪的指导下开始统计力学的研究，统计力学成为杨振宁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1944年，杨振宁以88.28的优秀成绩取得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我在西南联大前后七年，对于我的物理学认识和了解有绝对性的影响。这七年之中头四年我是本科生，毕业时跟吴大猷先生写了一个学士论文；然后做了两年研究生，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之后我又做了一年西南联大附中的高中教员。这一年里，我经常到联大物理系跟马仕俊教授交流，从他那儿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场论。所以这前后七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
此时，杨振宁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为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这一年杨振宁22岁。1945年8月28日，他远赴美国求学，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慢慢又有了名气，成了“学生老师”。“我到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有两百多个研究生，立刻就变成了研究生中间对于物理学知识最多的一个人。这些都是我在西南联大七年学习的结果。”一开始杨振宁想做实验，因为他觉得实验技能对他将来回国后更有用。尽管物理知识懂得很多，但杨振宁却觉得自己工作得并不如意。他逐渐发觉自己似乎在实验方面不擅长，在实验里总是显得笨手笨脚。“哪里炸得乒乓响，哪里准有杨在场”成了同学们一时的笑谈趣事。
此时，泰勒察觉到了杨振宁的苦恼和不安，就建议他专心做理论物理的研究，并愿意当他的导师。“因为他这个理论物理非常之厉害，理解能力很强，而且他的数学水平很高。理论物理跟数学实际上就是把物理的现象用数学的公式表示出来。因为他数学水平很高，所以他很容易就懂得这个东西。”泰勒的建议让杨振宁明白了自己应该扬长避短。从此，杨振宁便轻装上阵，走上了理论物理学之路。“一共前后三年半我在芝加哥大学，这三年半之间，我受到费米跟泰勒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他们两人是很不一样的人。泰勒当时还不到40岁，是非常热情的一个人，他的主意非常之多。所以我曾经说，泰勒一天大概有十个新的主意，九个半都是错的，不过一天要有半个是不错的，那当然就很不得了了。他有很多的直觉，所以我尽量地希望了解他这个直觉是怎么样子，这个对于我后来有很重要的影响。”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在费米和泰勒的推荐下，去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来普林斯顿的第一个圣诞节长假，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街头邂逅了杜致礼，并在1950年8月26日与她喜结秦晋之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杨振宁还与仰慕已久的爱因斯坦成为了同事，并在统计力学方面和爱因斯坦有过短暂的交流。这是杨振宁一直都觉得自豪的地方：“我去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可是他每天还走到他的办公室来。”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杨振宁一心扑在了理论物理的研究上。“那个时候就是1946年、1947年、1948年的时候，一些新的在欧洲做出来的实验发现了一些粒子。在那以前，物理学家以为世界上只有三四（种）粒子：有光子、中子、质子、电子。忽然发现出来了好多新的东西，差不多是每过两三个礼拜就出一个新的名词，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域。那时候我们都搞到这个里头去。”
杨振宁曾经在西南联大做学士论文的时候，在父亲杨武之和吴大猷的引导下，学会应用群论。物理学中对称性问题的研究成为杨振宁最喜欢和最主要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杨振宁便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你这样子来一个两个粒子，你就发展出来一个可能的方向；另外来了两个粒子，你又发展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样不行，零零碎碎的。我觉得要有一个统一的观念，把所有这些不同的粒子的交换相互作用，都包在这个总的原则里头。那么恰恰我对于对称很发生兴趣。我对于1929年赫尔曼·外尔所提出来的叫作规范场来解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很熟识。所以我就说，也许应该把这个麦克斯韦的工作，通过规范场这个观念，把它推广一下子。”
这种想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使杨振宁几乎“走火入魔”，但遗憾的是他每一次的努力都在同一个地方卡了壳。虽然屡次卡壳，但杨振宁并没有放弃。“我觉得非常漂亮的物理理论，基本上是不错的。大自然它的结构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不是说东凑一块西凑一块。简洁漂亮这是他的信念。”
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杨振宁再一次回到把规范不变性推广出去的念头上来。同一办公室的米尔斯对他的这个想法也颇有兴趣，与他共同讨论。“数学很妙的，可以说是很美的一个理论，可是有些地方跟实验不符合。所以呢我跟米尔斯——米尔斯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博士后——合作，我们研究了好久。”惊喜的是，与米尔斯在讨论中，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在同一个地方卡壳了，而且越讨论方向越清晰。“杨先生就是在关于这个数学方面的群论知识非常好。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就是清华大学原来数学系的系主任，所以杨先生小时候就跟着杨武之先生学了一点群论，他就把这个用上了。”
一直到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终于合作发表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也称作“杨-米尔斯场理论”。“只要物理推动你去做，非常漂亮合理，有实验的根据，往前去走迈出的一步，很可能就是重要的一步。杨先生有这个胆识，他敢于迈出这一步。”杨振宁之所以能够大胆地将他们的理论模型公之于世，显然不只是认为“漂亮”——这个理论的数学结构很美——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种深刻的科学思想在支撑着他。这种思想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有清晰的表现，杨振宁可以说是第一个深刻领悟了这一思想的人。
杨-米尔斯场发表以后，就引起两个方面震动：一个在数学上，招致了一大批有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求解这个方程，因此成了高潮；第二个就是物理方面的，杨-米尔斯场开拓了一个新的互作用的类型，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都去推广、去做，就整个造成了基本粒子理论的一个重大的革命，导致了有七个诺贝尔奖的获得。杨-米尔斯场理论让规范场的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杨振宁又心无旁骛地向着另一个科研高峰攀登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代物理科学接续战前量子力学的辉煌革命成就，继续展现它丰沛的创造力。20世纪50年代初期，宇称守恒突然成了一个热门的问题。那个时候，物理学家们对守恒定律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们囿于传统的信念，坚信宇称始终是守恒的。而杨振宁和李政道却隐约感觉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会有不守恒的现象，于是他们开始致力于解决“θ-τ之谜”。“宇称守恒的所有的验证都有实验，但是这个实验全是在强作用里头，在核啊这些强相互作用里。这个K介子衰变成2π或者3π，这是弱作用里。这就是杨先生和李先生的独到之处。”
在随后的时间里，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时间都花在对这些β衰变过程的计算上。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结果发现原先的实验并不能决定弱相互作用宇称是否守恒。1956年6月中旬，他们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吗？》。“他们断定无论对β衰变还是对所有的弱相互作用来说，宇称守恒的问题都没有最终解决。所以你看他的文章的标题实际上是一个问号。因为强作用里全守恒，我弱作用里守恒不守恒，我可以问这个问题。这还是老话：物理推动他。已经出现这个迹象，我要提出个实验，这个实验能够判定宇称是不是守恒。”杨振宁和李政道为了证实他们的想法，还在文章里设计了五个实验，供实验物理学家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想法。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文章在1956年10月1日发表以后，大部分物理学家认为违反宇称守恒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的吴健雄愿意做其中的一个实验。“吴先生做这个实验要克服一个非常重要的困难，就是把核物理的实验和超低温极低温的实验结合起来，这两件事情要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吴健雄的同位素钴60核的实验成功地证明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守恒。1957年1月15日，他们完成了实验报告论文，从此宇称不守恒正式被物理学界承认了。
这个事情的意义，不仅在宇称不守恒本身，它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纪，在物理里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迅速授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绝大的鼓舞，对于我们世世代代的物理学家都是一个驱动力。”一个影响如此重大的理论从提出到获奖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诺贝尔奖颁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界的大科学家们也都纷纷表达了肯定和赞赏。
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奖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国内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和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给他们两人发去电报。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更是兴奋极了：“我父亲说，果然他现在真的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得到这个奖金，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杨先生是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杨-米尔斯场是物理上一个革命的贡献，杨先生其实带动了一批人。杨振宁为世界物理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科研成果屡次震惊世界。
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这样说道：“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也有协调二者既有冲突。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基和背景，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对于它。”
杨振宁一直全力奔跑在理论物理学的高速路上，不负韶华，只争朝夕。他始终关心着中国一流的创新人才怎么成长。“他的归来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是一个大师，我们都是跟随他去做的。”杨振宁科学泰斗，他几十年如一日深耕于理论物理学，不断探索，不断突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他对基础物理学的贡献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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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1日，在安徽省合肥县城西大街，杨武之喜得长子，这个男孩就是杨振宁。杨振宁出生后仅10个月，父亲杨武之就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和研究数学。此后五年，杨振宁便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两人相依为命。母亲开始教杨振宁认字，4岁时，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杨振宁就学了3000个字。
五年后，父亲杨武之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192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便随父母北上，搬进了清华园，居住在清华园西院东北角上的一个四合院里。杨振宁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八年童年时光。
杨振宁的学习也非常优秀，在清华园里小有名气，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展示出了超强的能力。杨武之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也常常吸引着杨振宁。“我也不知道他都看得懂看不懂，我觉得他这个本事非常大。”杨武之是一位颇有人文精神的教授，对于教育儿子很有心得。他很早就知道儿子的数学能力很强，但在杨振宁初中的两个暑假里，他却请了一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来教杨振宁学习历史知识和《孟子》。“所以我知道，我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各方面的。”
有一天，杨振宁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书，他被书中所讲的奇妙的宇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吸引，回家竟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那时杨振宁12岁。杨武之听了这话也没放在心上，只当作少不知事的儿子年少轻狂的妄语罢了。
1935年，杨武之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之时，他越发觉得儿子振宁在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便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上亲笔写下了一句话：“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经湖南、广西一路南迁来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带着妻儿返回安徽老家避战的杨武之，也决定将全家迁到昆明去。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杨振宁在高二（16岁）的时候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
上了大学，父亲杨武之便开始给杨振宁介绍比较高层次的数学知识和思想方法，让杨振宁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杨振宁在科学研究上的风格。“我想他天赋是有的，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很大。所以我爸爸就说振宁小时候是有些跟人家不一样，他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都有他那一套，而且还很坚持。”
1942年，杨振宁在王竹溪的指导下开始统计力学的研究，统计力学成为杨振宁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1944年，杨振宁以88.28的优秀成绩取得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我在西南联大前后七年，对于我的物理学认识和了解有绝对性的影响。这七年之中头四年我是本科生，毕业时跟吴大猷先生写了一个学士论文；然后做了两年研究生，得了一个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是王竹溪教授；之后我又做了一年西南联大附中的高中教员。这一年里，我经常到联大物理系跟马仕俊教授交流，从他那儿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场论。所以这前后七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
此时，杨振宁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为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这一年杨振宁22岁。1945年8月28日，他远赴美国求学，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慢慢又有了名气，成了“学生老师”。“我到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有两百多个研究生，立刻就变成了研究生中间对于物理学知识最多的一个人。这些都是我在西南联大七年学习的结果。”一开始杨振宁想做实验，因为他觉得实验技能对他将来回国后更有用。尽管物理知识懂得很多，但杨振宁却觉得自己工作得并不如意。他逐渐发觉自己似乎在实验方面不擅长，在实验里总是显得笨手笨脚。“哪里炸得乒乓响，哪里准有杨在场”成了同学们一时的笑谈趣事。
此时，泰勒察觉到了杨振宁的苦恼和不安，就建议他专心做理论物理的研究，并愿意当他的导师。“因为他这个理论物理非常之厉害，理解能力很强，而且他的数学水平很高。理论物理跟数学实际上就是把物理的现象用数学的公式表示出来。因为他数学水平很高，所以他很容易就懂得这个东西。”泰勒的建议让杨振宁明白了自己应该扬长避短。从此，杨振宁便轻装上阵，走上了理论物理学之路。“一共前后三年半我在芝加哥大学，这三年半之间，我受到费米跟泰勒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他们两人是很不一样的人。泰勒当时还不到40岁，是非常热情的一个人，他的主意非常之多。所以我曾经说，泰勒一天大概有十个新的主意，九个半都是错的，不过一天要有半个是不错的，那当然就很不得了了。他有很多的直觉，所以我尽量地希望了解他这个直觉是怎么样子，这个对于我后来有很重要的影响。”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在费米和泰勒的推荐下，去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来普林斯顿的第一个圣诞节长假，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街头邂逅了杜致礼，并在1950年8月26日与她喜结秦晋之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杨振宁还与仰慕已久的爱因斯坦成为了同事，并在统计力学方面和爱因斯坦有过短暂的交流。这是杨振宁一直都觉得自豪的地方：“我去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可是他每天还走到他的办公室来。”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杨振宁一心扑在了理论物理的研究上。“那个时候就是1946年、1947年、1948年的时候，一些新的在欧洲做出来的实验发现了一些粒子。在那以前，物理学家以为世界上只有三四（种）粒子：有光子、中子、质子、电子。忽然发现出来了好多新的东西，差不多是每过两三个礼拜就出一个新的名词，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域。那时候我们都搞到这个里头去。”
杨振宁曾经在西南联大做学士论文的时候，在父亲杨武之和吴大猷的引导下，学会应用群论。物理学中对称性问题的研究成为杨振宁最喜欢和最主要的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杨振宁便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你这样子来一个两个粒子，你就发展出来一个可能的方向；另外来了两个粒子，你又发展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样不行，零零碎碎的。我觉得要有一个统一的观念，把所有这些不同的粒子的交换相互作用，都包在这个总的原则里头。那么恰恰我对于对称很发生兴趣。我对于1929年赫尔曼·外尔所提出来的叫作规范场来解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很熟识。所以我就说，也许应该把这个麦克斯韦的工作，通过规范场这个观念，把它推广一下子。”
这种想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使杨振宁几乎“走火入魔”，但遗憾的是他每一次的努力都在同一个地方卡了壳。虽然屡次卡壳，但杨振宁并没有放弃。“我觉得非常漂亮的物理理论，基本上是不错的。大自然它的结构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不是说东凑一块西凑一块。简洁漂亮这是他的信念。”
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杨振宁再一次回到把规范不变性推广出去的念头上来。同一办公室的米尔斯对他的这个想法也颇有兴趣，与他共同讨论。“数学很妙的，可以说是很美的一个理论，可是有些地方跟实验不符合。所以呢我跟米尔斯——米尔斯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博士后——合作，我们研究了好久。”惊喜的是，与米尔斯在讨论中，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在同一个地方卡壳了，而且越讨论方向越清晰。“杨先生就是在关于这个数学方面的群论知识非常好。他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就是清华大学原来数学系的系主任，所以杨先生小时候就跟着杨武之先生学了一点群论，他就把这个用上了。”
一直到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终于合作发表了非阿贝尔规范场论，也称作“杨-米尔斯场理论”。“只要物理推动你去做，非常漂亮合理，有实验的根据，往前去走迈出的一步，很可能就是重要的一步。杨先生有这个胆识，他敢于迈出这一步。”杨振宁之所以能够大胆地将他们的理论模型公之于世，显然不只是认为“漂亮”——这个理论的数学结构很美——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种深刻的科学思想在支撑着他。这种思想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有清晰的表现，杨振宁可以说是第一个深刻领悟了这一思想的人。
杨-米尔斯场发表以后，就引起两个方面震动：一个在数学上，招致了一大批有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求解这个方程，因此成了高潮；第二个就是物理方面的，杨-米尔斯场开拓了一个新的互作用的类型，很多著名的物理学家都去推广、去做，就整个造成了基本粒子理论的一个重大的革命，导致了有七个诺贝尔奖的获得。杨-米尔斯场理论让规范场的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杨振宁又心无旁骛地向着另一个科研高峰攀登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代物理科学接续战前量子力学的辉煌革命成就，继续展现它丰沛的创造力。20世纪50年代初期，宇称守恒突然成了一个热门的问题。那个时候，物理学家们对守恒定律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们囿于传统的信念，坚信宇称始终是守恒的。而杨振宁和李政道却隐约感觉到，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会有不守恒的现象，于是他们开始致力于解决“θ-τ之谜”。“宇称守恒的所有的验证都有实验，但是这个实验全是在强作用里头，在核啊这些强相互作用里。这个K介子衰变成2π或者3π，这是弱作用里。这就是杨先生和李先生的独到之处。”
在随后的时间里，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时间都花在对这些β衰变过程的计算上。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结果发现原先的实验并不能决定弱相互作用宇称是否守恒。1956年6月中旬，他们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守恒的吗？》。“他们断定无论对β衰变还是对所有的弱相互作用来说，宇称守恒的问题都没有最终解决。所以你看他的文章的标题实际上是一个问号。因为强作用里全守恒，我弱作用里守恒不守恒，我可以问这个问题。这还是老话：物理推动他。已经出现这个迹象，我要提出个实验，这个实验能够判定宇称是不是守恒。”杨振宁和李政道为了证实他们的想法，还在文章里设计了五个实验，供实验物理学家用实验来检验他们的想法。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文章在1956年10月1日发表以后，大部分物理学家认为违反宇称守恒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的吴健雄愿意做其中的一个实验。“吴先生做这个实验要克服一个非常重要的困难，就是把核物理的实验和超低温极低温的实验结合起来，这两件事情要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吴健雄的同位素钴60核的实验成功地证明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守恒。1957年1月15日，他们完成了实验报告论文，从此宇称不守恒正式被物理学界承认了。
这个事情的意义，不仅在宇称不守恒本身，它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纪，在物理里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迅速授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中国年轻的物理学家。“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绝大的鼓舞，对于我们世世代代的物理学家都是一个驱动力。”一个影响如此重大的理论从提出到获奖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诺贝尔奖颁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界的大科学家们也都纷纷表达了肯定和赞赏。
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奖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国内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和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给他们两人发去电报。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更是兴奋极了：“我父亲说，果然他现在真的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得到这个奖金，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杨先生是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杨-米尔斯场是物理上一个革命的贡献，杨先生其实带动了一批人。杨振宁为世界物理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科研成果屡次震惊世界。
杨振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这样说道：“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也有协调二者既有冲突。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基和背景，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对于它。”
杨振宁一直全力奔跑在理论物理学的高速路上，不负韶华，只争朝夕。他始终关心着中国一流的创新人才怎么成长。“他的归来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是一个大师，我们都是跟随他去做的。”杨振宁科学泰斗，他几十年如一日深耕于理论物理学，不断探索，不断突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他对基础物理学的贡献载入人类文明史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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