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解说词文案丨第五集 金瓯无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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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复新疆》
第五集 金瓯无缺【下】
左宗棠在哈密行辕
18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哈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三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
左宗棠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位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来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来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呢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
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辕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酬应之人。”福克如实记述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属员事毕，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膳毕，偕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
在行辕附近，左宗棠开辟了一片菜园，公务之余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眺望菜园”、“督看浇灌”。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
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
戈登拜会李鸿章
1880年7月的一天，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
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索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五年。”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轻启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赴俄谈判，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
此时此刻，无论是他、是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
谈判桌上的较量
1880年7月22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
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知照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自应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言。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肯全还。惟当刚柔互用，以期事可转圜，无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
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很快，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他们的谈判对手曾侯爵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纪泽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纪泽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公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
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
左宗棠奉调入京
清廷调左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孔艰，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
调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锦棠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曜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
11月8日，刘锦棠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棠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
伊犁回归
左宗棠被召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议，免生枝节”。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
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札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晚清学者俞樾称赞他“折冲樽俎，夺肉虎口”。然而谈判的成功，也离不开左宗棠的军事筹备与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是拿不到想要的结果的。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富饶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怀抱。
总督署睹物思人
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河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濬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十四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两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当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支离。他向远在肃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确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濬接替刘典。
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濬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他禁不住热泪汹涌，感慨万千。杨昌濬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务。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即告病逝。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生还家乡，看一眼自己的老母亲。获悉噩耗，左宗棠老泪纵横。
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六千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陕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三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万端。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起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齐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直至左宗棠出城数里，父老百姓仍攀辕卧辙，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不返。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北京。就在他抵京的同一天，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新疆版图的最后一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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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哈密行辕
18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哈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三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
左宗棠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位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来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来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呢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
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辕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酬应之人。”福克如实记述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属员事毕，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膳毕，偕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
在行辕附近，左宗棠开辟了一片菜园，公务之余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眺望菜园”、“督看浇灌”。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
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
戈登拜会李鸿章
1880年7月的一天，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
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索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五年。”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轻启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赴俄谈判，目前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
此时此刻，无论是他、是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
谈判桌上的较量
1880年7月22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
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知照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自应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言。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肯全还。惟当刚柔互用，以期事可转圜，无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
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很快，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他们的谈判对手曾侯爵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纪泽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纪泽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公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
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
左宗棠奉调入京
清廷调左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孔艰，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
调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锦棠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曜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
11月8日，刘锦棠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棠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
伊犁回归
左宗棠被召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议，免生枝节”。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
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札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晚清学者俞樾称赞他“折冲樽俎，夺肉虎口”。然而谈判的成功，也离不开左宗棠的军事筹备与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是拿不到想要的结果的。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富饶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怀抱。
总督署睹物思人
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河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濬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十四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两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当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支离。他向远在肃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确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濬接替刘典。
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濬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他禁不住热泪汹涌，感慨万千。杨昌濬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务。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即告病逝。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生还家乡，看一眼自己的老母亲。获悉噩耗，左宗棠老泪纵横。
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六千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陕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三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万端。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起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齐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直至左宗棠出城数里，父老百姓仍攀辕卧辙，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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