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蔡襄》解说词文字稿丨第1集：心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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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6年）北宋景祐三年，五月，一场送别欧阳修的酒会在都城汴京举行。坐席上，25岁的蔡襄心情沉重。几天前，欧阳修接到贬谪出京的诏令。半个月来，在接二连三送别被贬官员后，眼见着又要送走自己的好友欧阳修，蔡襄的愤懑情绪达到顶点。
短时间内，数名京城官员连遭朝廷贬谪，起因是北宋历史上的《百官图》事件。五月初的一天，宋仁宗收到了一幅《百官升迁次序图》。这幅《百官图》是时任吏部员外郎、开封知府的范仲淹所作，矛头直指当朝宰相吕夷简。《百官图》揭示了以吕夷简为首的裙带关系网，目的是让仁宗皇帝看到官员与吕夷简的关系，提请皇帝限制吕夷简的权力。
范仲淹没有等来期待的朝堂变革。为官老到的吕夷简再次在这场朝堂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给范仲淹安上了“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三大罪名，要求将范仲淹逐出朝廷。刚刚亲政三年的年轻皇帝宋仁宗离不开诸事稳妥的朝廷重臣吕夷简，只能将范仲淹贬出京城。
这时，朝廷里一些正直的官员站出来为范仲淹说话，包括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但这些人也陆续被贬。朝廷里几乎没人敢再发声。这场为欧阳修饮下的离别酒，不过是连日来慨叹送行的重演。
这个五月，朝野新旧力量的角力暗潮汹涌。有人暗示正在待职候任的蔡襄远离朝堂是非与被贬官员，以免自毁前程。然而，蔡襄心中积压的块垒已如积云欲雨，非喷涌倾泻不可。
蔡襄耿直敢言，写下了《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四位被贬的正直官员，“一不肖”则是谏官高若讷。诗中力挺的四位贤者，除了同科进士欧阳修，其他三人与蔡襄尚无交集。但这首长诗昭示了蔡襄日后的政坛取向——不为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站队”，而是就事论事，对则支持，错则批评。
《四贤一不肖》因针砭时弊、书法精湛，在京迅速流传，士民争相传写，辽国使臣甚至购回一卷。这成为当时的“网络大事件”。官员陈恢上奏治蔡襄罪，谏官韩琦以“越职言事”为由保护了他。这些热血青年因政治理想走到一起。
蔡襄生于1012年，福建仙游县枫亭镇人，祖辈务农。仙游虽处东南滨海，却是崇文重教之地，历史上“科甲冠八闽”。5岁时，母亲送他到外祖父家与舅舅卢锡同读，在虎岩寺水岩洞习文。岩壁上至今留有凿石架屋的孔洞。
宋代科举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机会。1040年，29岁的蔡襄结束洛阳推官任期，奉调进京。仁宗新建讲读阁，命蔡襄书写《尚书·无逸篇》——周公劝诫君王勤政爱民的篇章。蔡襄的楷书端庄，深得仁宗喜爱。一次，仁宗甚至询问他胡须保养之法，足见君臣融洽。
然而仁宗朝并非太平盛世。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北宋连败，暴露出“冗官、冗兵、冗费”的积弊。蔡襄深知民间疾苦与地方官制弊端，虽仅为六品馆阁文官，却积极建言。1041年正月，他上《乞戒励安抚使书》，奏请加强州县官员监管；后又上《宸扆》并《别疏》，万言剖析朝政危机。
与此同时，范仲淹在西北部署防线，抵御西夏。1043年，辽夏战争迫使西夏求和，仁宗决心“更天下之弊事”。蔡襄四次上疏建议启用范仲淹，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同年九月，55岁的范仲淹被任命为副宰相，与富弼、韩琦推动“庆历新政”，提出整顿吏治等十项主张。
新政触犯既得利益者，反对派以“朋党”罪名攻击改革派。1044年，范仲淹、富弼自请外放，欧阳修被贬滁州。新政火焰渐熄。欧阳修在滁州写下《醉翁亭记》；范仲淹辗转至邓州，作《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为士大夫精神的写照。
蔡襄请求外放，1044年十月任福州知州。此后二十年，他辗转福建与京城，将济世理想付诸实践。晚年著《国论要目》《论兵十事》，始终心系社稷。1067年，56岁的蔡襄在仙游逝世。一年多后，王安石“熙宁变法”拉开序幕。
18岁的蔡襄曾“携幼弟徒步西上”，步行三千里赴京应试，中进士甲科第十名。作为仁宗朝青年文官，他与同仁们虽受时代局限而屡遭挫败，却始终坚守“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这种精神永远辉映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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