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北京往事》 解说词文案丨第1集：城与墙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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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往事》
第1集：城与墙的缘
1930年9月的一天，在江苏苏州一所中学任教的钱穆，接到燕京大学邀请前往北平。燕京大学成立于1916年，这是一所当时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学校，在学校里任教的老师有冯友兰、吴文藻、张友渔、顾颉刚、萧公权、周作人等等，钱穆在这里担任国文讲师。
在一次校务会议上，钱穆发表议论说，以前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内心很羡慕，来到学校后一看，觉得大不以为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才是。钱穆的意见被学校接纳，当为一处面积很大的湖泊起名的时候，大家想来想去却始终定不下来，最后干脆就叫了未名湖。
燕京大学的校名颇有来历，曾担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回忆说，“燕京”这个光辉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理会它就是诗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这个大家都满意的名称。
历史上用燕京二字命名的做法，在北京还有很多。公元1751年，清代乾隆皇帝就为北京钦定了燕京八景，其中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燕山山脉的居庸关，被命名为居庸叠翠。在据险而守、凭险设关的冷兵器时代，居庸关长城对于守护北京的军事作用至关重要，一旦居庸关失守，北京就危在旦夕。如果说北京和长城之间的关系唇齿相依，那么最早建立这种关系的历史起点，就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古燕国。只不过作为燕国国都的北京，当时还是一个名叫蓟城的地方。
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古燕国，在中国历史上有声有色，长达八百二十三年。然而关于燕国国都究竟是在哪里的问题，史学界的争议持续了千年之久。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城西白云观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属于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所特有的饕餮纹瓦当，和燕国使用的钱币相继出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修建北京地铁的时候，发现一座古墓，墓主人的丈夫是当时的蓟城刺史，在墓志石碑上的一行文字令人兴奋，这十个字是：“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其中“燕国蓟城”四字，就像历史交给后世的一把钥匙，解开了燕国国都究竟在哪里的千古谜团。
沿着墓碑上“蓟城西廿里”的文字指引，燕国国都蓟城的城址，最终被定位在北京广安门一带。“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短短十六个字，不仅概括出北京的前世今生，还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名称叫作蓟城。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西汉史家司马迁笔下，对燕国的评价是“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公元前312年，新一代君王在燕国登基，这就是燕昭王。对于自己的国家屡屡遭受齐国入侵，燕昭王耿耿于怀，他对谋士郭隗说，如何才能使那些令人尊重的人来到燕国效力呢？谋士郭隗的回答很简单，他说要实现这样的愿望，那么就请陛下先从尊重我开始吧。
郭隗的直率让燕昭王恍然大悟，他先是在城中修筑高台，在台上恭敬地拜郭隗为师，随后又摆置黄金，以示对天下贤才的渴求。黄金台的名声，使众多来自八方的有识之士会聚燕国蓟城。就在燕昭王登基二十八年之后，在上将军乐毅的统帅下，燕国军队一举攻破齐国。“燕赵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一千多年后的唐代大诗人李白认为，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而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燕昭王最终成就了战国七雄的国家伟业，而他礼贤下士、不惜亲自执帚为来者清扫道路的胸襟气度，更是为千年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明遗产。
唐代大诗人陈子昂，曾途经燕国旧地触景感怀：“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古燕国修筑长城的历史，自燕昭王开始，长达一千二百多公里的燕长城，形成了对燕国国都蓟城的防卫体系。同时燕国还在北京居庸关一带设置军事要塞，史称居庸塞。从这时起，北京与长城荣辱与共的交往，正式见诸史册。
就在燕昭王修筑长城的七十多年后，强大的秦国军队攻陷韩、赵两国，灰飞烟灭间，燕国亡国的丧钟似乎已经敲响。萧瑟寒风中的易水河，记下了送别荆轲的历史一幕。荆轲是燕国派往秦国的刺客，他行刺的目标就是秦王嬴政。这是一次无奈的选择，濒临绝境的燕国，只能把这样的行动作为拯救自己的唯一机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河畔送别了一个万死不辞的壮士荆轲，也留下了一曲“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千古颂歌。九百多年后唐代诗人骆宾王留下的那首《易水送别》，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荡气回肠：“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古老的北京从燕国蓟城开始青史留名，此后历经多个朝代的兴亡更替，又前后十五次变换名称。沧桑风雨两千多年后，北京终于从历史的大幕深处走出，第一次登上了国家首都的至尊高度。这一年是公元1153年。当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决心走出草原的那一刻起，称霸天下的雄心便不可遏制，他要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去奠定全新的国家基础。鸿鹄之志无人可挡，完颜亮为北京定名金中都，意思是居天下之中而号令四方。他甚至把先祖陵寝也移到了中都，这样的举动甚至被后世评价为，完成了一次女真族精神的大规模迁移。
经过一百二十万人历时三年修造，北京金中都建设完工。据《金史》记载，“金中都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金中都鼎盛时期人口达到八十多万，成为十二世纪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一。
历史记载了这位名叫完颜婆卢火的人。公元1122年，就是在他的率领下，金兵攻破居庸关防线，占据辽国陪都燕京。立有建国功勋的婆卢火，又开始率兵修筑长城，前后十七年恪尽职守直至殉职。金代长城的修筑分为南北两线，全长五千五百公里，其中对于居庸关长城靠近京都、易守难攻的独特价值，有人甚至认为，它就是上天为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
可叹的是，天设地造的居庸天险并非牢不可破。在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上金灭辽、元灭金，这三个朝代的兴亡更替，无一不是在攻破居庸关城之后，形成了对前朝国都的致命一击。金朝建都北京长达六十二年，可是留下的遗迹却少之又少。在今天的北京城中，除去莲花池、钓鱼台、会城门、三里河有名无实的还在沿用金代旧称之外，被完整保留下来的金代著名建筑，就是这座卢沟桥了。
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古老的石桥宽厚沉稳，一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流传的“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古谚，至今还在流传。卢沟桥东西两端各有一座石碑，碑文分别记述了康熙、乾隆两朝修桥的经历。其中在乾隆年间进行的修缮过程中，人们惊奇地发现，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桥桥拱结构，居然“石工鳞砌，锢以铁钉，坚固莫比”。无奈之下只好上奏乾隆皇帝，乾隆对此大为感慨，他说卢沟桥历经浑河巨浪，数百年而不败，并不是它的设计有多么精妙，而实在是古人以根基牢固为本的必然。此番如若不是拆其表而观其里，我们又怎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呢？
金陵破败尚存遗踪，可是那座金朝帝国都城，却实在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历史典籍中那个“池堑三重，城开八门，宫阙壮丽，延亘阡陌”的北京金中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山西繁峙县天岩村，佛教寺院岩山寺建于金代，根据寺内碑刻和壁画题记表明，一位名叫王逵的金代宫廷画师，曾在这座寺院里常年作画，画中有关宋金时期文武百官、宫殿楼阁的内容多有体现。学界普遍认为，岩山寺金代壁画，堪称唯一可借用考证北京金中都面貌的史料性依据。
公元1089年，北宋文豪苏辙来到北京，重兵把守的古北口长城，是他进城的必经之地。那时的北京还是辽国陪都，名为燕京。边贸互市驼铃阵阵，南腔北调纷乱混杂，街市上弦管羌笛的悠扬乐曲，和那些身着各式服装的行人，都让苏辙感到新奇。在下榻的驿馆中，前来拜访的辽朝谏议大夫王师儒，对苏辙说，我能够背诵你那篇“服食中药便可安魂魄而定心志”的《茯苓赋》，至于你的父亲苏洵、兄长苏轼的一些文章，我也能背下来，只可惜还没有见到他们的全集。
大为感叹的苏辙在写给苏轼的信中，略带玩笑地说：“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没想到你在辽国的名气这么大，还是少写些文章吧，免得因我太羡慕你，而影响兄弟间的交往。在国家处于分裂、民族陷入纷争的岁月中，长城内外、燕山南北，占据独特地理位置的古老北京，就像是一条连接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纽带。伴随着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背景转换，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片土地上时断时续、艰难前行。
公元1272年，元朝正式建都大都，全国统一后的北京，第一次作为多民族国家首都载入史册。有评论认为，北京居庸关长城，是一道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最具典型性的分水岭，而全国统一后，这种局面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居庸关长城，已经成为和平时期蒙古民族融入中华传统的一种象征。坐落在居庸关的云台，是一座元代建筑，云台的石壁两侧，分别刻有天王人物造像和佛教经文，石刻佛经分别由汉、藏、西夏、维吾尔等六种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组成，这种现象出现在军事要塞可谓意味深长。
明朝初年，身在南京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将北京元大都改称北平。到了公元1403年，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接到谋臣将国都迁往北平的请奏，朱棣的批复是：“可，其以北平为北京。”永乐皇帝距今六百多年前的那个决定，再次改写了北京的城市命运。历尽沧桑的千年古都，在继金、元两朝之后，不仅再次成为国家首都，还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那个至今还在沿用的名字——北京。
公元1449年，以北方蒙古瓦剌部落为首的三万大军，在山西大同突破长城防线，乘胜南下的瓦剌军队，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危难之际，明朝兵部尚书于谦，身披铠甲在德胜门率兵抵抗，他号令三军：“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在明军将士的殊死抵抗下，瓦剌军队最终败退长城以北。于谦打胜的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称为北京保卫战。
尽管躲过一劫，刀光剑影还是让紫禁城里的明朝统治者心有余悸，于是他们把江山永固的愿望，更加强烈地寄托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行动上。尽管城墙越修越高，长城越来越长，然而明朝的国运天寿却越来越短。公元1644年，回响千年的古都北京，转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国都。
康熙年间，清代总兵蔡元上了一份奏折，意思是古北口长城年久失修，已经丧失防御功能，请求朝廷征调人力兴工修缮。作为一代盛世的开创者，康熙皇帝的批复是：“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古老的北京和古老的长城，并肩走过三千多年的时光，同样的精神性格与同样的历史基因，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和缠绕在树上的藤蔓一样，相随相伴，相望相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为阻止日军向北京推进，中国军队就曾在喜峰口、古北口长城一线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史称长城抗战。
民族危难，作家老舍对故都北京的眷恋更是刻骨铭心。在他的散文《想北平》中，老舍说：“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北平沦陷后，燕京大学被日本宪兵查封。国难当头，面对文明被侵略者践踏，一代国学大师钱穆痛感中国国运飘渺，他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于文化复兴，而文化复兴的第一要务，就是复兴史学。钱穆完成了三十万言的《国史大纲》，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成就，激励起一颗复兴中国之心。
散文家吴伯箫在战乱岁月中，写作了《话故都》。在这篇散文中，吴伯箫借对北京历史文明遗产的深情怀想，完成了用昔日的祥和安宁，向侵略者发出控诉与抗争的文学使命。“我念着你西郊的山峦，那里我们若干无猜的男女，曾登临过，游览过；我念着你城正中昂然屹立的白塔，在那里我们曾俯瞰过你伟大的城阙、壮丽的宫院；我念着坐镇南城的天坛，那样庄严，使你立在跟前，都不敢大声说话；我念着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铜牛，最喜欢那夕阳里骄蹇的雄姿；我念着陶然亭四周的芦苇，爱它那秋天来一抹的萧索；我念着北城的什刹海，南城的天桥，既素朴又华贵，既博雅又大方，包罗万象而万象融而为一。真是，这老先生才和蔼得可亲，庄严得可敬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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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集：城与墙的缘
1930年9月的一天，在江苏苏州一所中学任教的钱穆，接到燕京大学邀请前往北平。燕京大学成立于1916年，这是一所当时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学校，在学校里任教的老师有冯友兰、吴文藻、张友渔、顾颉刚、萧公权、周作人等等，钱穆在这里担任国文讲师。
在一次校务会议上，钱穆发表议论说，以前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内心很羡慕，来到学校后一看，觉得大不以为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这是什么意思？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才是。钱穆的意见被学校接纳，当为一处面积很大的湖泊起名的时候，大家想来想去却始终定不下来，最后干脆就叫了未名湖。
燕京大学的校名颇有来历，曾担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回忆说，“燕京”这个光辉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理会它就是诗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这个大家都满意的名称。
历史上用燕京二字命名的做法，在北京还有很多。公元1751年，清代乾隆皇帝就为北京钦定了燕京八景，其中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燕山山脉的居庸关，被命名为居庸叠翠。在据险而守、凭险设关的冷兵器时代，居庸关长城对于守护北京的军事作用至关重要，一旦居庸关失守，北京就危在旦夕。如果说北京和长城之间的关系唇齿相依，那么最早建立这种关系的历史起点，就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古燕国。只不过作为燕国国都的北京，当时还是一个名叫蓟城的地方。
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古燕国，在中国历史上有声有色，长达八百二十三年。然而关于燕国国都究竟是在哪里的问题，史学界的争议持续了千年之久。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城西白云观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属于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所特有的饕餮纹瓦当，和燕国使用的钱币相继出土。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修建北京地铁的时候，发现一座古墓，墓主人的丈夫是当时的蓟城刺史，在墓志石碑上的一行文字令人兴奋，这十个字是：“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其中“燕国蓟城”四字，就像历史交给后世的一把钥匙，解开了燕国国都究竟在哪里的千古谜团。
沿着墓碑上“蓟城西廿里”的文字指引，燕国国都蓟城的城址，最终被定位在北京广安门一带。“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短短十六个字，不仅概括出北京的前世今生，还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名称叫作蓟城。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西汉史家司马迁笔下，对燕国的评价是“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公元前312年，新一代君王在燕国登基，这就是燕昭王。对于自己的国家屡屡遭受齐国入侵，燕昭王耿耿于怀，他对谋士郭隗说，如何才能使那些令人尊重的人来到燕国效力呢？谋士郭隗的回答很简单，他说要实现这样的愿望，那么就请陛下先从尊重我开始吧。
郭隗的直率让燕昭王恍然大悟，他先是在城中修筑高台，在台上恭敬地拜郭隗为师，随后又摆置黄金，以示对天下贤才的渴求。黄金台的名声，使众多来自八方的有识之士会聚燕国蓟城。就在燕昭王登基二十八年之后，在上将军乐毅的统帅下，燕国军队一举攻破齐国。“燕赵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一千多年后的唐代大诗人李白认为，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而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燕昭王最终成就了战国七雄的国家伟业，而他礼贤下士、不惜亲自执帚为来者清扫道路的胸襟气度，更是为千年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明遗产。
唐代大诗人陈子昂，曾途经燕国旧地触景感怀：“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古燕国修筑长城的历史，自燕昭王开始，长达一千二百多公里的燕长城，形成了对燕国国都蓟城的防卫体系。同时燕国还在北京居庸关一带设置军事要塞，史称居庸塞。从这时起，北京与长城荣辱与共的交往，正式见诸史册。
就在燕昭王修筑长城的七十多年后，强大的秦国军队攻陷韩、赵两国，灰飞烟灭间，燕国亡国的丧钟似乎已经敲响。萧瑟寒风中的易水河，记下了送别荆轲的历史一幕。荆轲是燕国派往秦国的刺客，他行刺的目标就是秦王嬴政。这是一次无奈的选择，濒临绝境的燕国，只能把这样的行动作为拯救自己的唯一机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河畔送别了一个万死不辞的壮士荆轲，也留下了一曲“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千古颂歌。九百多年后唐代诗人骆宾王留下的那首《易水送别》，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荡气回肠：“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古老的北京从燕国蓟城开始青史留名，此后历经多个朝代的兴亡更替，又前后十五次变换名称。沧桑风雨两千多年后，北京终于从历史的大幕深处走出，第一次登上了国家首都的至尊高度。这一年是公元1153年。当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决心走出草原的那一刻起，称霸天下的雄心便不可遏制，他要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去奠定全新的国家基础。鸿鹄之志无人可挡，完颜亮为北京定名金中都，意思是居天下之中而号令四方。他甚至把先祖陵寝也移到了中都，这样的举动甚至被后世评价为，完成了一次女真族精神的大规模迁移。
经过一百二十万人历时三年修造，北京金中都建设完工。据《金史》记载，“金中都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金中都鼎盛时期人口达到八十多万，成为十二世纪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一。
历史记载了这位名叫完颜婆卢火的人。公元1122年，就是在他的率领下，金兵攻破居庸关防线，占据辽国陪都燕京。立有建国功勋的婆卢火，又开始率兵修筑长城，前后十七年恪尽职守直至殉职。金代长城的修筑分为南北两线，全长五千五百公里，其中对于居庸关长城靠近京都、易守难攻的独特价值，有人甚至认为，它就是上天为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
可叹的是，天设地造的居庸天险并非牢不可破。在前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上金灭辽、元灭金，这三个朝代的兴亡更替，无一不是在攻破居庸关城之后，形成了对前朝国都的致命一击。金朝建都北京长达六十二年，可是留下的遗迹却少之又少。在今天的北京城中，除去莲花池、钓鱼台、会城门、三里河有名无实的还在沿用金代旧称之外，被完整保留下来的金代著名建筑，就是这座卢沟桥了。
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古老的石桥宽厚沉稳，一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流传的“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的古谚，至今还在流传。卢沟桥东西两端各有一座石碑，碑文分别记述了康熙、乾隆两朝修桥的经历。其中在乾隆年间进行的修缮过程中，人们惊奇地发现，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桥桥拱结构，居然“石工鳞砌，锢以铁钉，坚固莫比”。无奈之下只好上奏乾隆皇帝，乾隆对此大为感慨，他说卢沟桥历经浑河巨浪，数百年而不败，并不是它的设计有多么精妙，而实在是古人以根基牢固为本的必然。此番如若不是拆其表而观其里，我们又怎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呢？
金陵破败尚存遗踪，可是那座金朝帝国都城，却实在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历史典籍中那个“池堑三重，城开八门，宫阙壮丽，延亘阡陌”的北京金中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山西繁峙县天岩村，佛教寺院岩山寺建于金代，根据寺内碑刻和壁画题记表明，一位名叫王逵的金代宫廷画师，曾在这座寺院里常年作画，画中有关宋金时期文武百官、宫殿楼阁的内容多有体现。学界普遍认为，岩山寺金代壁画，堪称唯一可借用考证北京金中都面貌的史料性依据。
公元1089年，北宋文豪苏辙来到北京，重兵把守的古北口长城，是他进城的必经之地。那时的北京还是辽国陪都，名为燕京。边贸互市驼铃阵阵，南腔北调纷乱混杂，街市上弦管羌笛的悠扬乐曲，和那些身着各式服装的行人，都让苏辙感到新奇。在下榻的驿馆中，前来拜访的辽朝谏议大夫王师儒，对苏辙说，我能够背诵你那篇“服食中药便可安魂魄而定心志”的《茯苓赋》，至于你的父亲苏洵、兄长苏轼的一些文章，我也能背下来，只可惜还没有见到他们的全集。
大为感叹的苏辙在写给苏轼的信中，略带玩笑地说：“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没想到你在辽国的名气这么大，还是少写些文章吧，免得因我太羡慕你，而影响兄弟间的交往。在国家处于分裂、民族陷入纷争的岁月中，长城内外、燕山南北，占据独特地理位置的古老北京，就像是一条连接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纽带。伴随着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背景转换，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片土地上时断时续、艰难前行。
公元1272年，元朝正式建都大都，全国统一后的北京，第一次作为多民族国家首都载入史册。有评论认为，北京居庸关长城，是一道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最具典型性的分水岭，而全国统一后，这种局面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居庸关长城，已经成为和平时期蒙古民族融入中华传统的一种象征。坐落在居庸关的云台，是一座元代建筑，云台的石壁两侧，分别刻有天王人物造像和佛教经文，石刻佛经分别由汉、藏、西夏、维吾尔等六种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组成，这种现象出现在军事要塞可谓意味深长。
明朝初年，身在南京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将北京元大都改称北平。到了公元1403年，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接到谋臣将国都迁往北平的请奏，朱棣的批复是：“可，其以北平为北京。”永乐皇帝距今六百多年前的那个决定，再次改写了北京的城市命运。历尽沧桑的千年古都，在继金、元两朝之后，不仅再次成为国家首都，还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那个至今还在沿用的名字——北京。
公元1449年，以北方蒙古瓦剌部落为首的三万大军，在山西大同突破长城防线，乘胜南下的瓦剌军队，一直打到北京城下。危难之际，明朝兵部尚书于谦，身披铠甲在德胜门率兵抵抗，他号令三军：“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在明军将士的殊死抵抗下，瓦剌军队最终败退长城以北。于谦打胜的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称为北京保卫战。
尽管躲过一劫，刀光剑影还是让紫禁城里的明朝统治者心有余悸，于是他们把江山永固的愿望，更加强烈地寄托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行动上。尽管城墙越修越高，长城越来越长，然而明朝的国运天寿却越来越短。公元1644年，回响千年的古都北京，转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国都。
康熙年间，清代总兵蔡元上了一份奏折，意思是古北口长城年久失修，已经丧失防御功能，请求朝廷征调人力兴工修缮。作为一代盛世的开创者，康熙皇帝的批复是：“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
古老的北京和古老的长城，并肩走过三千多年的时光，同样的精神性格与同样的历史基因，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和缠绕在树上的藤蔓一样，相随相伴，相望相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为阻止日军向北京推进，中国军队就曾在喜峰口、古北口长城一线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史称长城抗战。
民族危难，作家老舍对故都北京的眷恋更是刻骨铭心。在他的散文《想北平》中，老舍说：“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北平沦陷后，燕京大学被日本宪兵查封。国难当头，面对文明被侵略者践踏，一代国学大师钱穆痛感中国国运飘渺，他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于文化复兴，而文化复兴的第一要务，就是复兴史学。钱穆完成了三十万言的《国史大纲》，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成就，激励起一颗复兴中国之心。
散文家吴伯箫在战乱岁月中，写作了《话故都》。在这篇散文中，吴伯箫借对北京历史文明遗产的深情怀想，完成了用昔日的祥和安宁，向侵略者发出控诉与抗争的文学使命。“我念着你西郊的山峦，那里我们若干无猜的男女，曾登临过，游览过；我念着你城正中昂然屹立的白塔，在那里我们曾俯瞰过你伟大的城阙、壮丽的宫院；我念着坐镇南城的天坛，那样庄严，使你立在跟前，都不敢大声说话；我念着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铜牛，最喜欢那夕阳里骄蹇的雄姿；我念着陶然亭四周的芦苇，爱它那秋天来一抹的萧索；我念着北城的什刹海，南城的天桥，既素朴又华贵，既博雅又大方，包罗万象而万象融而为一。真是，这老先生才和蔼得可亲，庄严得可敬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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