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吴越国》解说词文案丨第2集：问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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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
第2集：问潮
十二月，杭州已入初冬。孤山一侧的浙江博物馆内，中国首个以投龙为主题的特展，开展。
在天下乱世的过程中，只有吴越国很好地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山川祭祀延续了下去。
投龙，中国古代将祈愿文简与金龙玉璧等，投入山川水府，以祭祀神灵的仪式。
五代十国，天下乱世，礼乐损毁，但吴越国延续了唐代的国家祭祀传统。在众多展品中，吴越王钱镠的投龙简格外引人注目。其上錾刻的文字，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简中的信息，传递出吴越国开国初期的复杂局面：拍岸怒潮，与乱世强敌和内部危机交织而来。
公元887年，唐光启三年，浙西镇海军兵变。钱镠出兵攻陷常州及润州，庐州刺史杨行密、蔡州军阀孙儒同时攻入淮南道，与钱镠在浙西一带混战。孙儒的军队凶悍残暴，兵锋直指江南，情势危急，筑城御敌迫在眉睫。
恰逢浙江博物馆投龙特展开展之时，在配合临安区原中医院搬迁工程的考古发掘中，浙江省考古所发现了一处大型城墙遗址。经考证，这正是五代时期衣锦城的东城墙。
公元889年，钱镠在临安筑衣锦城。对他而言，家乡临安，是战略和心理上的双重根基。两年后，钱镠在富阳新登镇兴建另一座要塞——东安城。东安城扼守杭州西面的战略通道，即便敌军绕过衣锦城进攻杭州，杭州还有这个坚固的战略屏障。
稳固了根基，扼住了要塞，钱镠终于可以把注意力聚焦在他的大本营——杭州城。
杭州将台山，相传是钱镠点兵之处。在山林深处，学者魏祝挺带领我们寻找一段已被掩埋了千年的城墙遗址。“其实不说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我是看得见的，我是看得到隐隐约约的。”
据史料推测，魏祝挺找到的，可能就是钱镠下令修建的夹城遗迹。钱镠为什么要在险峻的山脊上修建城墙呢？
公元890年，钱镠组织人力，综合杭州周边地理特点，修筑了环绕群山的夹城，绵延五十余里。夹城，原指在城墙之外再加筑的一道高墙，同时也是专用通道，兼具军事防御与特殊通行功能。而吴越国在杭州隋唐子城外打造的夹城，又有它的独特性：这道巧妙的防线，将杭州的制高点尽数囊括，让山脊线成为了天然的城墙。
公元891年，夹城竣工的第二年，危机降临。孙儒率大军进犯江南，这是一支凶残异常的军队，缺少补给的情况下，甚至会以人肉为军粮。杨行密与钱镠第一次联起手来，最终，他们击溃孙儒。钱镠收编了孙儒的残部，组建成自己的亲军——武勇都。
然而，这一战，钱镠也看清了盟友杨行密的真正实力。这位南吴开国国主，起于草莽，武力超人，而更可怕的是，他又善以智谋取胜，有着高超的军事才华。钱镠预见到，这样一个杨行密，将成为他的一生之敌。他需要修建更强大的杭州城防，抵御这位身边的猛虎。
公元893年，钱镠发动二十余万军民，集中修筑杭州罗城。罗城就是外城墙，钱镠想把整个杭州城用城墙保护起来。由于当时征发的民壮太多，军中多有怨言，流传出了《没了期歌》：“没了期，没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
晚唐著名诗人罗隐，时任钱镠掌书记。他多次劝谏钱镠说，如此劳师动众，恐伤天和。但钱镠意志坚决，他回复罗隐：“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言下之意，修城这件事，功罪并存，但他宁愿求百姓得安，一己得失、身后骂名，都可以不计。
最终，一座巨城横空出世，它东临钱塘，西依西湖，形如腰鼓。史载，探子呈上杭州城防图时，杨行密凝视良久，最终只化作一声喟叹：“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这道不可得的城墙，正是杭州此后一千多年的城市骨架。
杭州罗城建成之时，钱镠豪迈地说：“百步一敌楼，足以成金汤之固。”而罗隐却意味深长地提醒：“敌楼不若内向。”意思是安全防御，不能只顾外不顾内，他担忧来自城内的敌人。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越是担忧的事情，似乎就越会发生。
龙兴寺经幢，位于杭州闹市一角，建于公元837年，唐开成二年。一千多年来，它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日升日落，当年，它也见证了罗隐的预言。
公元902年，唐天复二年七月，收编自孙儒的武勇都，趁钱镠不在杭州城内发动叛乱。叛军从城中驻地龙兴寺出发，迅速控制外城，直逼内城。
龙兴寺向南七八里地，是鼓楼。历史上，它曾是杭州城市防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战略位置显要。而在吴越国时代，这块区域，大致就是夹城要冲朝天门的所在地。
危急关头，钱镠三子钱元瑛死守最后的堡垒——夹城朝天门。叛军日夜猛攻，而钱元瑛凭借夹城依山而建的险峻，指挥若定。长达一年的拉锯战，这道易守难攻的城墙，始终是叛军无法逾越的屏障。
叛军久攻不下，于是联合杨行密手下将领，夹击杭州。半生基业，命悬一线。但钱镠不会坐以待毙，对手能够合流，他也有自己的方式去借力拆解。他通过政治联姻与杨行密结盟，扭转了孤立无援的局面，最终消除了这场危机。杭州，在惊险的权衡中，逃过一劫。
杭州恢复了平静，而钱镠开始思考，重新营造加固日常居住的王城。公元903年，王城升级竣工，自此，三重城郭次第展开：子城是吴越国王宫，夹城是环绕在子城外围的一道军事防御圈，罗城是保卫整个城市的第一道屏障。这套精密设计的城市体系，绵延后世，为杭州城市奠定了特殊的规划肌理。
如今再回过头来，品味钱镠那句，“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西湖烟雨，成为时光中的见证。在礼乐崩坏、狼烟四起的乱世，于恶波滔天的钱塘江（古称罗刹江）畔，筑起一座杭州城，实在需要非凡的神勇之力。
钱塘江，是杭州的生命起点，也是它长久的挑战。秦始皇南巡时，就领略过钱塘江水的凶猛。千百年来，钱塘江如野马奔腾，迫使城市蜷缩在狭小之地。历史上，钱塘江多次改道，江潮退去，钱塘江与西湖逐渐分离。
唐代的杭州，是一座海边城市。在杭州做刺史的白居易，曾经记载，每年寒食雨后夜凉，杭州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千年后的今天，钱塘江沿岸依旧保留着退潮后捕螃蟹的习俗。每当夏末，夜幕降临，男女老幼就会聚上滩涂，俯身寻蟹，其乐融融。
今天，杭州的巷弄，古意里透着安宁。大马弄里的烟火味道，已飘散千年。与大马弄相去不远的直箭道巷，地名则隐藏着一段历史：这里曾是晚唐海塘的所在，相传钱镠筑捍海塘时，为测潮位，把一支铁箭形的铁幢，笔直钉进岸边。
海塘，就是人工修筑的御潮堤坝。正是这些历代先民修筑的海塘，抵御千年潮患，让人间烟火得以延续。
钱塘江的入海口，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地球、月球与太阳的引力在此交汇，催生出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潮涌之一——钱塘江大潮。
杭州城外的战火暂时平息，城内百姓期待已久的太平似已近在眼前，而自然界的狂暴力量却汹涌而来。比战争显得更无选择余地的潮患，反复蹂躏这座城池。
公元907年，钱镠受后梁封为吴越王。吴越王，是吴王和越王的合称，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双封两国的君王，这也代表着吴越国成为当时地位最高的藩镇。可自然界的挑战却空前严峻，于是，修筑一道坚固的海塘，已成为关乎吴越国本的头等大事。
但如此浩大的工程，需举国之力，耗费巨大，同时还叠加内外压力：在吴越国内部，存有不同政见；在外部，强邻环伺，虎视眈眈。面对挑战，钱镠平静而坚决，他既要祈求神灵护佑江海安宁，更要凝聚朝野共识，以天命与信仰之力，推动这项宏大的工程。
钱镠主持投龙问潮，写下《筑塘诗》明志。八月，他调集二十万军民，在钱塘江畔修筑海塘。然而，在狂暴的潮水面前，传统的土塘屡筑屡溃，工程进展极为艰难。
潮患力量强大，变幻无形。面对这个神秘而不可预测的敌手，钱镠如同指挥一场生死决战，以麾下精锐的工程力量，与军事化的组织调度，投入攻防。
钱王射潮，到底是神话，还是源自史实，始终笼罩在迷雾中。今天，我们尝试用影像去探寻那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
这个神武的场景被写入史籍，最终沉淀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百年后，苏轼在杭州观潮，在《八月十五看潮》中，也写下“三千强弩射潮低”的诗句。时光把故事炼成神话，而神话，无异于百姓们给王的加冕。王者率领百姓驯服怒潮，换来山河宁静，月朗星稀。
1983年，在凤山道口江城立交修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历史的遗存。在这些遗存的淤泥深处，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木桩。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用途，直到我们翻阅了《吴越备史》和《梦溪笔谈》，我们才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正是我们后人称之为的滉柱。它的出现，防止了钱塘江潮水对于杭城人民的危害。
面对钱塘江狂野不羁的潮水，钱镠与吴越国百姓没有选择退却。他们的勇气并非源于蛮力，而是基于对潮汐规律日积月累的深刻理解。于是，一项伟大的治潮工程启动了。
滉柱密集如箭，被夯入淤泥深处。工匠们再同步加固土质堤坝，并将预先编制好的巨型竹笼盛满石块，层层堆叠于堤坝之下。滉柱像栅栏一样，切割分散潮头冲击力，而具有弹性变形能力的竹笼，可达成柔性缓冲，形成长期稳定的石笼坝体。
杭州海塘博物馆内，还收藏着13只草鞋。它们发现于吴越国捍海石塘遗址。吴越国海塘工程，除了技术创新，更离不开无数劳工的艰辛劳动。小小草鞋，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钱氏捍海塘，成为后世海塘的奠基。宋代工匠以柴塘升级防御，木桩为骨，薪土为肌；元代则进一步采用了石囤木柜塘，硬撼潮神；到了明清，鱼鳞塘成为中国古代海塘工程史上的终极形态，每块条石重达千斤，层叠如鱼鳞，经得起潮水的千锤百炼。
正是因为钱镠修筑海塘的功绩，吴越国百姓满怀敬仰，赋予他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称号——海龙王。现代海塘防御标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与潮的千年角力，已成为可安然观赏的天下奇观。
这里是龙翔桥，今天杭州的繁华地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一千多年前，这里是一片盐碱地，没有淡水，也无法耕种。
杭州老城中轴线延安路，繁华都市之下，沉睡着千年的城市记忆。钱镠曾下令在城中广凿水井，引淡水入城，解决居民饮水和灌溉难题。传说他开凿了一百口井，如今只余这口钱王井，仍静静立于闹市，诉说着往事。
关于钱镠与杭州的水，还有一个著名传说。曾有风水术士建议，填西湖以建王宫，可保国运千年。钱镠断然拒绝：“百姓借湖水以生，无水即无民。岂有千年王朝，而无千年百姓？”
钱镠保全了西湖，一念之间的民本之心，让这淡妆浓抹的景致里，浮出一座千年繁华的人间天堂。
现代杭州，江、湖、河水系交织，其中，贯穿城市的江南运河，将杭州纳入全国经济文化流通的大动脉。水滋养一方，融汇千流，利泽万物。其中深意，仿佛就对应着钱镠的治国方略。
在五代末期的乱世中，当许多地方民生凋敝时，吴越国却一片富庶安乐。不仅米价长期低廉，社会人心安定，其人口密度，更是达到了中原王朝的四倍。这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华夏大地上，堪称奇迹。
吴越国全盛时期，共领十三州一军，范围相当于今浙江全境、江苏南部以及福建北部和上海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917年，钱镠66岁，他再次将祈愿刻进了文简。愿望具体，情义深沉。
投龙、造城，终成保境安民这四字箴言，随水波沁入吴越山川大地；捍海、射潮，守护的决心，融进千年之后这一派繁华景象。
潮信千言，风光无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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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
第2集：问潮
十二月，杭州已入初冬。孤山一侧的浙江博物馆内，中国首个以投龙为主题的特展，开展。
在天下乱世的过程中，只有吴越国很好地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山川祭祀延续了下去。
投龙，中国古代将祈愿文简与金龙玉璧等，投入山川水府，以祭祀神灵的仪式。
五代十国，天下乱世，礼乐损毁，但吴越国延续了唐代的国家祭祀传统。在众多展品中，吴越王钱镠的投龙简格外引人注目。其上錾刻的文字，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简中的信息，传递出吴越国开国初期的复杂局面：拍岸怒潮，与乱世强敌和内部危机交织而来。
公元887年，唐光启三年，浙西镇海军兵变。钱镠出兵攻陷常州及润州，庐州刺史杨行密、蔡州军阀孙儒同时攻入淮南道，与钱镠在浙西一带混战。孙儒的军队凶悍残暴，兵锋直指江南，情势危急，筑城御敌迫在眉睫。
恰逢浙江博物馆投龙特展开展之时，在配合临安区原中医院搬迁工程的考古发掘中，浙江省考古所发现了一处大型城墙遗址。经考证，这正是五代时期衣锦城的东城墙。
公元889年，钱镠在临安筑衣锦城。对他而言，家乡临安，是战略和心理上的双重根基。两年后，钱镠在富阳新登镇兴建另一座要塞——东安城。东安城扼守杭州西面的战略通道，即便敌军绕过衣锦城进攻杭州，杭州还有这个坚固的战略屏障。
稳固了根基，扼住了要塞，钱镠终于可以把注意力聚焦在他的大本营——杭州城。
杭州将台山，相传是钱镠点兵之处。在山林深处，学者魏祝挺带领我们寻找一段已被掩埋了千年的城墙遗址。“其实不说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我是看得见的，我是看得到隐隐约约的。”
据史料推测，魏祝挺找到的，可能就是钱镠下令修建的夹城遗迹。钱镠为什么要在险峻的山脊上修建城墙呢？
公元890年，钱镠组织人力，综合杭州周边地理特点，修筑了环绕群山的夹城，绵延五十余里。夹城，原指在城墙之外再加筑的一道高墙，同时也是专用通道，兼具军事防御与特殊通行功能。而吴越国在杭州隋唐子城外打造的夹城，又有它的独特性：这道巧妙的防线，将杭州的制高点尽数囊括，让山脊线成为了天然的城墙。
公元891年，夹城竣工的第二年，危机降临。孙儒率大军进犯江南，这是一支凶残异常的军队，缺少补给的情况下，甚至会以人肉为军粮。杨行密与钱镠第一次联起手来，最终，他们击溃孙儒。钱镠收编了孙儒的残部，组建成自己的亲军——武勇都。
然而，这一战，钱镠也看清了盟友杨行密的真正实力。这位南吴开国国主，起于草莽，武力超人，而更可怕的是，他又善以智谋取胜，有着高超的军事才华。钱镠预见到，这样一个杨行密，将成为他的一生之敌。他需要修建更强大的杭州城防，抵御这位身边的猛虎。
公元893年，钱镠发动二十余万军民，集中修筑杭州罗城。罗城就是外城墙，钱镠想把整个杭州城用城墙保护起来。由于当时征发的民壮太多，军中多有怨言，流传出了《没了期歌》：“没了期，没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
晚唐著名诗人罗隐，时任钱镠掌书记。他多次劝谏钱镠说，如此劳师动众，恐伤天和。但钱镠意志坚决，他回复罗隐：“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言下之意，修城这件事，功罪并存，但他宁愿求百姓得安，一己得失、身后骂名，都可以不计。
最终，一座巨城横空出世，它东临钱塘，西依西湖，形如腰鼓。史载，探子呈上杭州城防图时，杨行密凝视良久，最终只化作一声喟叹：“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这道不可得的城墙，正是杭州此后一千多年的城市骨架。
杭州罗城建成之时，钱镠豪迈地说：“百步一敌楼，足以成金汤之固。”而罗隐却意味深长地提醒：“敌楼不若内向。”意思是安全防御，不能只顾外不顾内，他担忧来自城内的敌人。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越是担忧的事情，似乎就越会发生。
龙兴寺经幢，位于杭州闹市一角，建于公元837年，唐开成二年。一千多年来，它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日升日落，当年，它也见证了罗隐的预言。
公元902年，唐天复二年七月，收编自孙儒的武勇都，趁钱镠不在杭州城内发动叛乱。叛军从城中驻地龙兴寺出发，迅速控制外城，直逼内城。
龙兴寺向南七八里地，是鼓楼。历史上，它曾是杭州城市防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战略位置显要。而在吴越国时代，这块区域，大致就是夹城要冲朝天门的所在地。
危急关头，钱镠三子钱元瑛死守最后的堡垒——夹城朝天门。叛军日夜猛攻，而钱元瑛凭借夹城依山而建的险峻，指挥若定。长达一年的拉锯战，这道易守难攻的城墙，始终是叛军无法逾越的屏障。
叛军久攻不下，于是联合杨行密手下将领，夹击杭州。半生基业，命悬一线。但钱镠不会坐以待毙，对手能够合流，他也有自己的方式去借力拆解。他通过政治联姻与杨行密结盟，扭转了孤立无援的局面，最终消除了这场危机。杭州，在惊险的权衡中，逃过一劫。
杭州恢复了平静，而钱镠开始思考，重新营造加固日常居住的王城。公元903年，王城升级竣工，自此，三重城郭次第展开：子城是吴越国王宫，夹城是环绕在子城外围的一道军事防御圈，罗城是保卫整个城市的第一道屏障。这套精密设计的城市体系，绵延后世，为杭州城市奠定了特殊的规划肌理。
如今再回过头来，品味钱镠那句，“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西湖烟雨，成为时光中的见证。在礼乐崩坏、狼烟四起的乱世，于恶波滔天的钱塘江（古称罗刹江）畔，筑起一座杭州城，实在需要非凡的神勇之力。
钱塘江，是杭州的生命起点，也是它长久的挑战。秦始皇南巡时，就领略过钱塘江水的凶猛。千百年来，钱塘江如野马奔腾，迫使城市蜷缩在狭小之地。历史上，钱塘江多次改道，江潮退去，钱塘江与西湖逐渐分离。
唐代的杭州，是一座海边城市。在杭州做刺史的白居易，曾经记载，每年寒食雨后夜凉，杭州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千年后的今天，钱塘江沿岸依旧保留着退潮后捕螃蟹的习俗。每当夏末，夜幕降临，男女老幼就会聚上滩涂，俯身寻蟹，其乐融融。
今天，杭州的巷弄，古意里透着安宁。大马弄里的烟火味道，已飘散千年。与大马弄相去不远的直箭道巷，地名则隐藏着一段历史：这里曾是晚唐海塘的所在，相传钱镠筑捍海塘时，为测潮位，把一支铁箭形的铁幢，笔直钉进岸边。
海塘，就是人工修筑的御潮堤坝。正是这些历代先民修筑的海塘，抵御千年潮患，让人间烟火得以延续。
钱塘江的入海口，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地球、月球与太阳的引力在此交汇，催生出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潮涌之一——钱塘江大潮。
杭州城外的战火暂时平息，城内百姓期待已久的太平似已近在眼前，而自然界的狂暴力量却汹涌而来。比战争显得更无选择余地的潮患，反复蹂躏这座城池。
公元907年，钱镠受后梁封为吴越王。吴越王，是吴王和越王的合称，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双封两国的君王，这也代表着吴越国成为当时地位最高的藩镇。可自然界的挑战却空前严峻，于是，修筑一道坚固的海塘，已成为关乎吴越国本的头等大事。
但如此浩大的工程，需举国之力，耗费巨大，同时还叠加内外压力：在吴越国内部，存有不同政见；在外部，强邻环伺，虎视眈眈。面对挑战，钱镠平静而坚决，他既要祈求神灵护佑江海安宁，更要凝聚朝野共识，以天命与信仰之力，推动这项宏大的工程。
钱镠主持投龙问潮，写下《筑塘诗》明志。八月，他调集二十万军民，在钱塘江畔修筑海塘。然而，在狂暴的潮水面前，传统的土塘屡筑屡溃，工程进展极为艰难。
潮患力量强大，变幻无形。面对这个神秘而不可预测的敌手，钱镠如同指挥一场生死决战，以麾下精锐的工程力量，与军事化的组织调度，投入攻防。
钱王射潮，到底是神话，还是源自史实，始终笼罩在迷雾中。今天，我们尝试用影像去探寻那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
这个神武的场景被写入史籍，最终沉淀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百年后，苏轼在杭州观潮，在《八月十五看潮》中，也写下“三千强弩射潮低”的诗句。时光把故事炼成神话，而神话，无异于百姓们给王的加冕。王者率领百姓驯服怒潮，换来山河宁静，月朗星稀。
1983年，在凤山道口江城立交修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历史的遗存。在这些遗存的淤泥深处，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木桩。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用途，直到我们翻阅了《吴越备史》和《梦溪笔谈》，我们才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正是我们后人称之为的滉柱。它的出现，防止了钱塘江潮水对于杭城人民的危害。
面对钱塘江狂野不羁的潮水，钱镠与吴越国百姓没有选择退却。他们的勇气并非源于蛮力，而是基于对潮汐规律日积月累的深刻理解。于是，一项伟大的治潮工程启动了。
滉柱密集如箭，被夯入淤泥深处。工匠们再同步加固土质堤坝，并将预先编制好的巨型竹笼盛满石块，层层堆叠于堤坝之下。滉柱像栅栏一样，切割分散潮头冲击力，而具有弹性变形能力的竹笼，可达成柔性缓冲，形成长期稳定的石笼坝体。
杭州海塘博物馆内，还收藏着13只草鞋。它们发现于吴越国捍海石塘遗址。吴越国海塘工程，除了技术创新，更离不开无数劳工的艰辛劳动。小小草鞋，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钱氏捍海塘，成为后世海塘的奠基。宋代工匠以柴塘升级防御，木桩为骨，薪土为肌；元代则进一步采用了石囤木柜塘，硬撼潮神；到了明清，鱼鳞塘成为中国古代海塘工程史上的终极形态，每块条石重达千斤，层叠如鱼鳞，经得起潮水的千锤百炼。
正是因为钱镠修筑海塘的功绩，吴越国百姓满怀敬仰，赋予他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称号——海龙王。现代海塘防御标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与潮的千年角力，已成为可安然观赏的天下奇观。
这里是龙翔桥，今天杭州的繁华地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一千多年前，这里是一片盐碱地，没有淡水，也无法耕种。
杭州老城中轴线延安路，繁华都市之下，沉睡着千年的城市记忆。钱镠曾下令在城中广凿水井，引淡水入城，解决居民饮水和灌溉难题。传说他开凿了一百口井，如今只余这口钱王井，仍静静立于闹市，诉说着往事。
关于钱镠与杭州的水，还有一个著名传说。曾有风水术士建议，填西湖以建王宫，可保国运千年。钱镠断然拒绝：“百姓借湖水以生，无水即无民。岂有千年王朝，而无千年百姓？”
钱镠保全了西湖，一念之间的民本之心，让这淡妆浓抹的景致里，浮出一座千年繁华的人间天堂。
现代杭州，江、湖、河水系交织，其中，贯穿城市的江南运河，将杭州纳入全国经济文化流通的大动脉。水滋养一方，融汇千流，利泽万物。其中深意，仿佛就对应着钱镠的治国方略。
在五代末期的乱世中，当许多地方民生凋敝时，吴越国却一片富庶安乐。不仅米价长期低廉，社会人心安定，其人口密度，更是达到了中原王朝的四倍。这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华夏大地上，堪称奇迹。
吴越国全盛时期，共领十三州一军，范围相当于今浙江全境、江苏南部以及福建北部和上海的大部分地区。
公元917年，钱镠66岁，他再次将祈愿刻进了文简。愿望具体，情义深沉。
投龙、造城，终成保境安民这四字箴言，随水波沁入吴越山川大地；捍海、射潮，守护的决心，融进千年之后这一派繁华景象。
潮信千言，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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